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全球人口也会在2040至2060年见顶回落。各个国家为了提升生育率绞尽脑汁，可惜收效甚微，这是因为影响生育率最大的因素是，城市化带来的女性工作机会和观念的变化，最终各国的生育率都趋向一个低水平的陷阱。

(资料图片)

就在最近大家为中国生育率显著低于日本而担心的时候，香港科技大学的雷鼎鸣教授提出一个新奇的想法，他说只要多拍些电视连续剧，剧里不生孩子的夫妻老了以后很惨，就可以提升生育率了。但恐怕雷教授事与愿违，内地和香港家庭剧最常见的剧情就是家里孩子多带来的矛盾和不孝顺，一样弄得父母很惨，还不如少生甚至不生。

大家都说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但很少人注意到电视机也是最好的避孕药。各种电视节目占据女性大量的时间，改变了她们的观念，降低了生育意愿。

巴西曾经是一个生育率很高的国家，但是巴西电视网络播出的肥皂剧里，72%的女主角没有孩子，这些肥皂剧甚至比足球赛事还受欢迎。研究发现，电视网络每通到一个地区，这个地区随后的生育率就下降（La Ferrara et al. 2012年）。十多年下来，巴西减少了300万新生儿。

人口结构重质不重量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德国，当年西德向东德地区发送电视节目，主要目的是展示资本主义更富裕更美好，动摇东德政权，但电视节目里有孩子的女性不到8%，即使家庭剧，超过一半的家庭也没孩子。

由于地理影响，东德有些地区收不到信号无法收看，结果这些地区的生育率没什么变化，而能够收看的地区生育率就明显下降了，但这个结果完全不在西德的计划之中（Bonisch and Hyll, 2022年）。

美国曾经推出六季真人骚《16岁怀孕》，讲述少女意外怀孕遇到的种种难题，产生的效果自然是降低了少女的生育率，但好在这与制作方的目的是一致的（Kearney and Levine, 2015年）。

这些年，中国收视率高的电视剧里女性角色一样基本单身；家庭剧一定少不了养娃成本高、学区房贵、上学难、辅导累、亲子关系差这些剧情（《爸爸去哪儿》这类作品太少了）。这些电视剧目的也许未必是加剧社会焦虑，但在无形中造成了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下滑。

就在近期，一个段子传遍网络：“看完《消失的她》，远离男人；看完《我爱你》，别生孩子；看完《八角笼》，养不起孩子。今年电影主打一个不婚不育。”

生育问题最大的难题是，只要有一部分人决定少生，就会影响身边同事和朋友的生育意愿，一方面是因为人作为社会动物，有相互模仿、遵循社会规范、不做另类的习惯；另一方面想多生的家庭会担心资源分散后，孩子竞争不过独生子女。比如中国少数民族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但他们的生育率也一样降低了，文化上接近汉族的少数民族更是如此（Rossi and Xiao, 2020年）。换言之，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

就笔者所见，电视剧降低生育率的案例比比皆是，增加生育率的一个也没有。当然，可以尝试拍一些肥皂剧展现家有两娃或三娃的成功女性，或者拍一些高龄怀孕全家幸福的真人骚，这也许要比雷教授设计的剧情更有效果。

在很多人看来，现在生活压力太大，人与人竞争太激烈，人口减少是好事。环保主义者也希望人口减少给地球和大气层减负。

人口问题的关键不在总量，而在结构。老年人太多，年轻人太少，养老金就成了大问题，这样的社会结构很难有科技创新，而且大家都会多储蓄，少投资，经济落入低增长陷阱。

可惜的是，很多国家用家庭补贴、税收减免来提升生育率的做法都基本失败了。即使一些发达国家普遍接受“未婚生育”和“妈妈挣钱养家，爸爸在家带娃”，生育率也只是略微回升。

在应对人口减少对经济的冲击上，一些方法已经在默默生效。比如国家和家庭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平均人力资本，带来了“工程师红利”，年轻一辈的能力要远远强于老一辈。再比如养育孩子时间减少，父母的劳动时间就增加了。

人工智能是利不是弊

有一些方法争议和阻力都很大，比如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和引进移民，但这毕竟是全球趋势。中国的退休年龄还是1978年制定的，从全球来看，中国的退休年龄都太早了。对移民的态度也是一样，疫情之前，很多国家就开始未雨绸缪，吸收移民，疫情过后，即使过去反对移民的国家也变得积极了。

在应对劳动人口减少上，各国最普遍做法是加大引入自动化和机器人（Abeliansky and Prettner, 2023）。生育率愈低的国家，比如韩国、新加坡、德国、日本、美国，在这点上就愈积极，中国内地虽然加大了力度，但2020年每万人拥有的机器人只有246个，不及韩国的932个，新加坡的605个，美国的255个，也比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要少。值得强调的是，大部分人感知不到机器人增加这件事情，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

但让人意外的是，有人口专家非常反对引入机器人来应对人口减少。理由是机器人不消费，所以无法拉动经济增长。这个观点被很多人接受，但其实错得一塌糊涂。他们设想的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但在开放经济体中，各国采用机器人生产，再以贸易互通有无，经济就会增长，人均财富和消费都会提升。为了避免财富集中在机器人制造商，国家可以鼓励个人或社保基金拥有机器人公司的股权或者通过税收进行分配调节。

而且新一代的机器人与以往不同，在设计上加大了与人力的配合，这样就不会简单替代人力，引发社会矛盾。研究发现，过去十年欧洲引入机器人之后，创造出更多新的产品和工作，并且增加了就业率（Gregory, Salomons and Zierahn, 2022年）。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ChatGPT的出现，令很多人担心失去工作，下一代面临困境，反对声音响亮，但资本市场就更加前瞻地看到了其中的利大于弊。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未来，避孕药和避孕套的发明极大地降低了生育率。假如将来人口减少过于严重，有专家建议立法规定年轻人只有在生完两个孩子之后才能够获得避孕工具，类似各国都立法限制买酒必须满足最低年龄一样（施永青，2021年）。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想法就极力反对，但仔细想想其实不无道理。假如人类种族延续的问题糟糕到如此地步，禁止避孕工具的生产都有可能。这样的立法限制，如果配合多生孩子的补贴优惠政策，就能降低社会阻力，鼓励生育的效果明显。

不过，在笔者设想的未来世界里，机器人和人类能够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物质的丰富会让人的价值大大提升，养育的成本会明显下降。毋须立法限制避孕工具，大家也愿意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孩子，类似的环境在历史上多次出现。别忘了，人类的基因都是自私的，在负担减少后，都天生愿意覆製甚至牺牲自己，完成基因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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